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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凌晨五点，天蒙蒙亮。

    马玉兰回到药房库房，继续改那些处方。她的眼睛已经布满了血丝，手指在键盘上颤抖。她需要在天亮前把四十多份处方全部改完。

    她手边放着一叠真实的处方——那上面记录着被过度医疗致死的患者的用药情况。有一个六十二岁的男性患者，因为腰肌劳损被诊断成“腰椎间盘突出”，被安排做了微创手术，术后用了大量不必要的抗生素和营养针。十五天后，患者因肾功能衰竭死亡。真实处方上写的用药量非常少，但病历上需要篡改成高剂量的“规范用药”，以证明医院没有疏忽。

    这类记录，康明远从不让电脑留底。马玉兰改完一份，就把真实处方扔进碎纸机。碎纸机一直在响，纸屑篓里堆满了被粉碎的证据。

    凌晨六点，她终于改完了最后一份。她站起来，揉了揉酸痛的腰，把伪造好的病历和处方锁进柜子里。她准备回家洗个澡，然后回来参加上午的检查。

    她走到一楼大厅，看见施工队已经开始在副楼周围搭围挡。围挡是蓝色的铁皮，把烧焦的大楼遮得严严实实。消防队的车停在旁边，有两个人正在大楼前说什么。

    “马主任。”身后有人叫她。

    马玉兰回头，看见孙大伟抱着一个纸箱子从电梯里出来。

    “老孙，你一夜没回去？”

    “回去也睡不着。索性把账清一清。”孙大伟把纸箱子放进后备箱，合上后备箱盖。“马姐，有句话我一直想说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话？”

    孙大伟四下看了看，周围没有人。他压低声音：“我想走了。”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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